一、连云港哪里能放生蚬子

1、每年农历正月新春之际，是北京雍和宫一年一度“打鬼”的日子。中午时分，雍和宫里鼓乐齐鸣，“打鬼”仪式开始。僧人们敲着锣鼓、吹着长号，由喇嘛扮演的天神戴着面具在台上跳舞。京城的百姓和游人纷至沓来，争睹这一独特的宗教活动，现场十分热闹。

2、“打鬼”是京城百姓的俗称，通常称作“法舞”，学名为“金刚驱魔神舞”，藏语称“羌姆”，蒙古语称“布扎克”。它是在西藏土风舞的基础上，吸取了藏传佛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些形式，而形成的一种藏传佛教密乘仪式舞蹈。法舞有独特的面具、服饰、乐曲和舞蹈程式，音乐抑扬浑厚，舞姿酣畅淋漓，富有极强的震撼力。它把民间传统的驱祟避邪与祈祷人寿康泰相结合，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。

3、跳法舞的风俗年代久远。公元8世纪初，印度莲花生大师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邀请，入藏弘法，倡建桑耶寺，教授藏族弟子学习翻译之学。从那时起，法舞即在雪域弘传。至公元15世纪，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纪念释迦牟尼神变伏魔，弘扬佛法，保护众生平安，在拉萨举行祈愿法会，将原黑衣舞改编完善后成为祈愿法会的一大仪式，并延续下来。明朝末年，法舞传到北京。到清代，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都跳法舞。皇宫正殿每年举行这一仪式，清人福格所著《听雨丛谈》这样描述：每年年终集喇嘛于中正殿，建诵经道场，祈福送祟，羽葆幢幡，鼓乐跳舞。驱除邪恶，祈愿天下太平。

4、那时，雍和宫法舞的扮饰者除了本寺僧人，还有从京城各藏传佛教寺院中挑选出来的僧人。每年大愿祈祷法会前，由雍和宫扎萨克喇嘛行文“喇嘛印务处”，再通知各寺院派僧人到雍和宫练习跳法舞，名曰“过排”。法舞共跳三日：第一日“排练”，第二日为正式跳法舞日，第三日是“绕寺”日。每逢跳法舞日，雍和宫内外人山人海，“观者甚众，有万家空巷之风”。雍和宫牌楼前卖糖葫芦、风车以及京味小吃的比比皆是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清代时，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都在例演这种大型宗教乐舞，只是日期不同，故当时京城流传着“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在打鬼”的说法。自嘉庆年以后，北京只有皇宫中正殿、雍和宫、黄寺、黑寺等寺院跳法舞。

5、20世纪50年代，雍和宫跳法舞的规模相当大。后来，法舞一度中断，1987年，雍和宫在举行大愿祈祷法会的同时恢复了金刚驱魔神舞，使得“法舞”这一古老的宗教舞蹈重现雍和宫。如今的雍和宫法舞，除了原来固有的宗教内容外，时代还赋予了僧人们通过神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“祈祷和平、祈祷幸福”的新含义。作为大型佛教乐舞，受到广大僧俗的喜爱。

6、每至跳法舞的日子，红墙黄瓦的雍和宫门前悬挂着大幅唐卡，院内搭起舞台，上铺红色地毯。台下熙熙攘攘，挤满了游客，等着一睹法舞的风采。舞台前方，放置着用大红纸和高粱秸糊制的三角架，上有骷髅模型和风、火图饰。此架称“巴凌”，藏语称“朵玛”，待舞蹈结束后，向邪祟抛掷朵玛咒时用。随着铿锵有力的鼓乐声，身着金色盔甲的四大天王出场，立于舞台四隅。布袋僧和六名小童至台前坐定，形成六子戏弥勒造型。他们头戴各式面具，身着五色绣花缎袍，肩披五色缎云肩，胸前披挂骨制璎珞，足着厚底青缎靴，手执法器，为了驱除魔障和人世间的烦恼而尽兴狂舞。具体分为黑帽度母舞献神饮、阿杂日、骷髅面具、地狱主、尸陀林主、牛鹿面神六幕。

7、跳法舞时，要戴着藏传佛教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，随着鼓、钹、号等法器的节拍，跳着抑扬进退、疾徐有序的舞蹈。关于法舞的动作，有严格的要求：“上身犹如狮子，腰部如盘绕，关节像幻轮，肌肉当放松，血脉似沸腾，举止应尊严，作舞亦缓慢，膝盖要弯曲，骨骼现安乐，皆勇显威猛。”“跳怖畏之舞时，不应挥舞过重；作尊严柔和之舞时，不宜双目紧闭；作快乐之舞时，不应显露急促；作轻松慢舞时，不宜动作过于懈怠；作妩媚之舞时，动作不宜变化过重。”舞毕，抛掷除祟朵玛咒，俗称“送祟”。鼓乐声中，众僧路经长长的甬道至牌楼院，那里已准备好以干高粱秸搭起的柴堆。但见住持带领众僧诵经，随后，将巴凌尖端对外，投入点燃的熊熊烈火中，意为将摄受的“我执”投入火中燃烧，使之达到圆融无碍的大自在境地，以祈愿百姓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。

8、之后，僧人陆续归来，在代表佛的世界的曼达前，在盛满甘果的铜盘前诵经。这些甘果可称为胜利果。诵经毕，僧人将甘果分发给游人信众，得到甘果被认为是一种福分。

9、次日凌晨，当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候，雍和宫的绕寺活动开始了。绕寺，又称弥勒转寺日，意为接未来佛弥勒到人间清邪除祟，使人间的每片土地、每个角落都平安洁净。

10、法舞的面具揭示了人世间的美好与丑恶，使人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得以直观表现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可以说，每尊面具都蕴涵着一定的精神力量。所谓邪祟，主要指人类自身的弱点和恶念，包括贪、瞋、痴等烦恼。从佛教义理来讲，舞蹈本身是“上求菩提、下化众生”的菩提行。跳法舞者以圣者及众多护法眷属的身份，消灭魔障，弘法利生，表现出僧众禳除邪恶，祝福天下太平、百姓吉祥幸福的心愿。

二、南昌放生园放生蛤蟆

1、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，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早在50万年以前,北京城所在的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了。从古至今，各种原始宗教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北京繁衍和发展，外来的佛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兰教等宗教亦相继在北京地区传播，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北京历史文化中，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体系的北京宗教文化。

2、从北京宗教文化的特征来看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，即历史传承性、吸纳包容性、多元共存性、中心引领性和宗教文化民俗性。

3、历史传承性

4、道教自东汉产生后，就开始在北京地区流传。当时北京地区属幽州，是太平道活动的主要区域。北魏时期统治者以道教为国教，始建于唐朝的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第一座道观。金元明清时期，道教在北京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。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,从东晋十六国时起，佛教传入北京地区。北京是五朝帝都，先后经历了34位皇帝。出于政治与信仰的需要，历朝帝王大多推崇佛教，京城敕建的寺庙比比皆是。基督宗教从唐朝至明末清初曾三度传入中国，但都未能取得长足发展。直到鸦片战争后，传教士与殖民者结伴而来，靠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传播。随着基督宗教在北京的传播，北京基督宗教文化逐步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。唐高宗永徽二年（公元651年）,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，宋辽时期传入北京。元明清时期，北京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形成。

5、道教、佛教、基督宗教、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长期演进中，形成了一条完整清晰的发展脉络，并且有着自己的演进历程和规律。所以说，历史传承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首要特征。

6、吸纳包容性

7、外来宗教都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过程。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，曾发生过“三武一宗法难”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也就是说，在融合的历史流变中，也蕴含着对立、争辩，乃至冲突。正如有的学者分析说：“当冲突超出理论争辩的范围时，就表现为政治上的限佛、灭佛和兴佛的运动。”佛教与中国儒家、道教“冲突的结果是相互吸收，相互渗透，在碰撞中各自改变着自己的形态。三教冲突的过程也是三教融合的过程”。佛教在中国所遭遇的这几次法难，都没有波及北京地区，所以北京地区在历次法难中，反而成为佛教的“避风港”，赢得了发展的契机。

8、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几经波折。基督宗教在唐朝和元朝曾经传入中国，但未能立足。明末清初第三次传入中国，并且在建堂宣教事业上取了一定进展，而且步入了中国上层社会。但是由于“礼仪之争”引发的百年禁教，导致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又一次中断。直到近代，基督宗教才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庇护下立住脚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基督教掀起“三自”爱国运动，中国天主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，才逐渐摆脱了“洋教”的称号，为中国人民和社会所吸纳。从上述佛教、基督宗教的传播历程来看，也有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，也经过了一个彼此吸纳与融合的过程。

9、因此，吸纳包容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又一个特点之一。

10、多元共存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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